当前位置: > 新闻资讯 >

开国大典时135师尚在战斗 民航机组起义回大陆

发布者:采集侠
来源:网络整理 日期:2018-09-12 18:48 浏览()

  新华网北京9月20日电 题:我的1949

  黎云、白瑞雪、徐海平

  一个甲子轮回,所有的亲历者仍然清晰地记得1949年的每一个细节。

  不是因为记忆力太好,1949,实在是刻骨铭心。

  1949,除了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那一声震惊世界的宣告,发生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……

  1949——战斗还未停息,牺牲仍在继续

  这一战,恰好在天安门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之时打响。

  这一战,就是衡宝战役。第四野战军奉命一路南下,寻歼“小诸葛”白崇禧部,进至衡阳、宝庆一带。

  9月30日,四野135师405团团长韦统泰带领全团到达湘潭一带集结,上级已经传达了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,韦统泰拿着收音机搜索相关消息。

  10月1日,135师进入进攻出发阵地,按照毛泽东的意图,解放军将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方式,切断白崇禧逃往海南岛和大西南的退路,迫使其与我决战或投降。

  战争,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成立而变得顺利,它依然残酷。

  白崇禧很快发现了解放军的意图,在衡阳、宝庆一带组织防线,为国民党部队撤离赢得更多时间。四野此时却一度判断,白崇禧是要组织反击作战,马上命令部队停止前进。

  意外出现了。已经进入出发阵地的135师电台失灵,没有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,按原计划向前突进,孤军深入。

  此时,人民解放军受阅部队正在天安门前走过,405团也穿进了敌人的心脏附近。

  “我们和敌人都没想到,突然就搅和到一起去了。”韦统泰说。白崇禧也大惊,腹地怎么突然冒出一支共军。

  “我们团被围了起来,团部大门都被敌人机枪封锁起来。”韦统泰回忆当时的情景说,第7军本来就是白崇禧的主力,有“7军在,白不倒”的说法,战斗力很强。

  韦统泰说:“白崇禧是下决心要吃掉这支脱离作战集群的部队。”

  战斗从开国大典那一天打到了10月5日,135师各团被分割包围,有的营被迫退入深山老林,与主力失去联系;有的则固守山头,等待增援。

  奇妙地是,135师失灵的电台突然又接通了。收到电报的四野司令部也大吃一惊,既担心135师会被包了“饺子”,又认为是个难得的战机,马上命令部队三路并进,迅速增援135师。

  转机在9日出现了。在增援部队的策应下,135师各团开始组织反击。

  “我和政委、副团长带营以上干部去看地形。刚到半山腰,就见对面山路上全是敌人。”韦统泰回忆,20倍望远镜里,敌人穿着清一色大裤衩子,都是美式武器。

  “我马上决定要打掉它。”韦统泰说。

  韦统泰并不知道,他看到的,就是敌第7军军部,他马上要发动的,是一场“斩首”行动。

  地形对韦统泰的团并不利,敌人在对面山梁上行进,居高临下。要想冲进敌群,必须淌过一条20多米宽的小河,还有300多米无遮无拦的稻田。

  韦统泰做出部署:参谋长张维带3营,副团长韩怀智带2营,自己和政委荆健带1营。全团不留预备队,一口气全放出去。韦统泰对部队说:“所有人,都要以最快的速度冲过那片开阔地,无论倒下多少人,在拼刺刀前都不准停留。”

  “你稍微一犹豫,就不可能冲垮敌人。”韦统泰说,“程咬金是三斧子,我们就靠这一斧子。”

  一个团的兵力,就这样如猛虎扑羊一样,全体向敌人冲杀过去,任凭敌人火力封锁,不断有人倒下,就是没有人停下。

  两军很快滚到了一起,3营运气好,冲进了敌军战斗力最弱的卫生营。韦统泰亲自率领的1营却扎进了敌军战斗力最强的警卫营里。“敌人大都是七八年的老兵,全是冲锋枪,狂傲得很。”韦统泰回忆。

  战斗从下午4点左右一直打到天黑。俘虏抓了不少,韦统泰在稻田地里画个圈儿,让俘虏在里面待着。

  当一面“猛虎扑羊群”的锦旗送到405团时,韦统泰亲率的一个营兵力加起来不足一个连。

  其实,从战役规模上来说,衡宝战役不算是解放战争的重头戏——但,它却标志性地告诉后人,虽然新中国已经成立,牺牲仍在继续……

  1949——他们不是军人,却以起义的方式拥抱祖国

  就在韦统泰率领405团像猛虎一样扑向第7军军部的时候,他的头顶上,飞过了12架民用客机。

  那是刚刚脱离国民党政府,从香港回到人民政权怀抱的“两航”起义北飞机群。

  1949年11月9日,隶属于旧中国仅有的两家民用航空公司——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的12架民用客机,在中航公司总经理刘敬宜、央航公司总经理陈卓林的带领下,从香港秘密起飞,先后降落在北京和天津。

  临时参加起义的机械员甘嘉霖甚至什么东西都没带,只穿了一身单衣下了飞机,前来迎接的我军干部马上找来一身棉衣裤给他穿上。

  虽然不是军人,“两航”人员的义举,仍然被称为起义。60年后,“两航”起义的亲历者谈到当年,仍然唏嘘不已。

  87岁的陈耀寰回忆,1949年5月,军管会在上海接收中航资产时发现了一封信:“公司留存上海之飞机及各种设备,均应妥善保管,并清点造册,将来移交给新政权。”

  写这封信的正是中航总经理刘敬宜。1949年初,两家航空公司按照国民政府的要求搬迁到了香港,并计划迁往台湾。

  陈毅、粟裕敏感地捕捉到了“两航”人员渴望回归的强烈愿望,当即向中央递交了《争取两航公司的工作报告》,建议策动“两航”起义。

  建议很快被中央采纳,周恩来亲自进行部署。

  1949年8月,刘敬宜曾经的学生、我党干部吕明,还有尚留在大陆的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作为特使,秘密潜入香港,开始策反“两航”。

  “当时‘两航’飞行人员的收入不菲,机长月薪有2000美金。”定居香港的北飞机长林雨水回忆,但“两航”员工大多根在内地,也有不少是立志“航空报国”的华侨,他们渴望国家繁荣,民族强盛,不愿意去台湾。

  经过艰苦细致的接触、谈话,在央航公司总经理陈卓林决心起义后,中航总经理刘敬宜也决心一同起义!

  举事前夜,刘敬宜用英文给美方副董事长写了一封信:“‘中航’是一个中国的航空公司,它必须回到中国,在中国恢复工作。”

  11月8日的夜,对于“两航”人来说是激动而紧张的。他们一一通知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客人,说飞机有故障不飞了。

  翌日5时许,12个起义机组、56位义士按计划进入香港启德机场,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,机组办理完各项手续,打着手电找到自己的飞机。

  国民党空军前战斗机飞行员、“飞虎队”成员机长林雨水是目前两位健在的机长之一,他把夫人周秀笙、两岁的女儿林慰慈也带上了起义北飞的飞机。

  60年后,林雨水老人说:“我那天带了一把手枪,当时就想,国民党特务如果不让我走,我就拼命。”

  “飞往台北”“飞往重庆”“飞往海口”“飞往……”各架飞机依次向塔台报告了虚假的飞行计划后。6时,12架飞机几乎同时发动。10分钟后,央航机长潘国定驾驶“空中行宫”号,率先起飞。

  6时30分左右,12架“两航”飞机载着大量航空备用器材,在脱离香港机场塔台控制后,立即调整航向,向北飞去。

  为防止国民党空军战斗机起飞拦截,北飞机群保持高度警惕。

  机群飞过长沙约10分钟,一个盼望已久的声音出现在无线电里:“这里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,这里是武汉人民广播电台!”这个亲切的呼号,15秒钟一次,反复播放。

  这是党中央为“两航”起义飞机特地安排的无线电信号。各机舱里一片欢呼,有的机组兴奋地唱起了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”。

  9日12时15分,潘国定驾驶“空中行宫”在北京西郊机场安全落地。其余飞机按照计划由陈达礼带队,也分别于9日中午和下午陆续安全降落在天津张贵庄机场。

  刘敬宜、陈卓林发表起义通电,归附中央人民政府,并号召更多“两航”留在香港的人员回国效力。

  这个消息用电波迅速传遍海内外,震惊了世界。

分享到